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斑竹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当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总理上书说过的这句话，已过去15年了，我们的三农问题解决了吗？是更严重了还是有所缓解？尽管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费了很大的气力，虽局部有所好转，但总体形势还是不容乐观的。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人的问题。农民真苦，让农民在很苦的环境下从事农业，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也应该享受现代化的成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农民的职责是种地，是在满足了自身需求的前提下，为社会生产安全的食物。但是，今天的农民被称为“农民工”，既当农民，又当工人，既负责在农村种地，又要到城市里的工厂做工，一个身份，两种职责。城市与经济的繁荣有农民工的汗水，13亿人吃饭更是农民的功劳。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样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逼迫农民自身也进行了分工，那就是，留下年迈的父母、心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只身进城打工，将种地的重担压在了老人和妇女身上。中国人当今吃的粮食，除了进口的，大都是老人和妇女生产的。虽然青壮年农民工在农忙季节短暂回乡，但大部分的农活是由老人和妇女完成的，这一点每一个关心“三农”问题的人都很清楚。遗憾的是，老人和妇女的辛勤劳动也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

还有，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常常跌破成本价，也是造成农民“苦”的重要原因。今年春天我在山东农村考察，有个农民朋友发出这样的叹息：“唉，难道农业到头了吗？”他为什么叹息呢？原来他干什么都赔钱，今年养了200只鸭子，是用生态的办法养殖的，可卖不上好价钱，6元一斤，养了8个月，赔了1万多元。那么，不用生态的办法养殖，用所谓集约式的现代养殖方法就赚吗？也不是，该农民的战友，养了1800只鸭，用的是成品饲料，集约化养殖，还是赔进去10万多元，从此一蹶不振。今年的气候山东一代热得早，可农产品价格却遭遇到了严冬。生猪只有5元每斤，长毛兔从9元每斤下降到6元，鸭6元每斤，花生米仅2.7元每斤。南方地区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禽流感，甚至损失更大，鸡干脆卖不出去。优质玉米重新回到一元时代，仅1.09元每斤。

就在我写下这篇前言的时候，我正在山东某地考察，白天小麦田里与农民聊天。望着正在收获的农民，看到他们脸上并没有露出丰收的喜悦。农民告诉我，如果今年小麦每亩地能够收800斤，那么扣除一切成本(不算劳动力)，有100元是自己的，如果产量低于700斤/亩，那就是白忙活了。面对严酷的农产品低迷问题，种一点够自己吃的(山东农村种植一亩地可满足4-6口人吃饭)，其余的撂荒是必然选择，勤快点的种上树苗进城打工，懒一点的任其荒芜。农田撂荒之风，已由富足的江南刮倒了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北方农村。

种地大户靠的是国家补贴，他们也不会关心粮食产量。在粮食价格低，农资价格高，且自己没有定价权的时候，种得少，损失就少。这就是政府一边宣传“十连增”，一边又大量进口粮食，这个矛盾问题出现的根源。那么，钱都让谁赚去了呢？稳赚不赔的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只顾往自己兜里捞钱，绝不会管种地农民的感受。当农产品越低，越没用人买的时候，他们就越压价。农民手里的现金很少，孩子上学，儿子定亲娶亲，甚至上医院没钱用时，只有出售平时舍不得卖的粮食。其实越舍不得卖，损失就越大。让笔者感到奇怪的是，政府为什么不买中国农民的粮食，而去买美国的。难道仅仅是因为美国的粮食便宜？

农业的各种问题，包括生态环境恶化，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里，工业、城市发展得很快，农业、乡村则发展得很慢，后者自然变成了弱势。谁从事农业，谁赔钱。既然不能从耕作里获得合理收入，农民自然也就不会对土地投入太多。他们不会精耕细作，不会考虑土地肥力的可持续，只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甚至转基因技术，既可以省人力又可以确保产量。但是，对环境、土壤、水质的破坏就在所难免了。比如，蔬菜大棚里铺地的薄膜造成白色污染；除草剂容易导致水土流失，特别是草甘膦除草剂的使用，会造成人类繁殖力的下降；大量的化肥造成土壤板结等等。可以说，在工业化进程里，农业生产所发生的转变就是用化工产品的投入替代了自然物质的投入，在节约农业劳动力的同时，却给农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乡村建设也好，农业可持续发展也好，都需要考虑农民的主体性，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实现这一点，农村的主体经济——农业，必须考虑可持续、多元生产模式的试行和构建。政府在这方面要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和更多的财政扶持，从而提高和改善农民的收入，奠定乡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实现农民与城市人享有同样的福利待遇，如医疗、教育、卫生和其他生活所需的公共设施和产品等。这应该作为当代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恢复村集体和乡村传统文化，发展农协组织，教育和培育农民的自觉意识，让他们成为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主体。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面的投入，乡村建设都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农业、农村、农民并不是三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三个相辅相成、彼此关联的问题，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其自身和其他两个问题。

由于农业成为弱势产业，看来农民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抛弃农田，进城打工。然而谁来种地呢？看来只有国家了。事实上，国家已经开展考虑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进口粮食；鼓励种粮大户。然而，大量补贴农资，造成粮食供应能力减少，耕地质量持续下降。如此恶性循环，势必动摇中国和谐社会稳定的基础。“三农”问题有解吗？如果有，这个解是什么呢？

对上面问题感兴趣，也同样在苦苦寻找答案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本书的共同作者吴汉忠先生。十年前，他创办“三农中国”网站，发表和转载了国内有关“三农”问题研究的大量文章，很多观点很有见地，尤其他提出从金融的角度让农民致富，直入“农村真穷”主体。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我们决定合写一本书，并做了具体分工，吴汉忠先生提出问题，我提出解决方案。由此，就形成了本书的基础结构。

吴汉忠撰写了本书的第一、三、四、八章，我撰写了第二、五、六、七章。我的博士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郭立月先生负责前期资料的整理工作，全书最后由本人统稿。

中国的“三农”问题相当复杂，远非写一两本书能够解决。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关于“三农”研究的图书期刊文章非常多，本书观点可能与他人观点有所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君子和而不同”，读者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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